【全球宏观经济转变，未来增长之路在何方？】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柳宁馨、边万莉 杭州报道 5月27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

围绕全球宏观经济转变的主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奥纬咨询全球高级顾问（德国央行前执委会成员）安德里亚·多姆布雷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名誉教授鲁里埃尔·罗比尼展开了讨论。

王一鸣表示，“通胀、债务、利率相互交织，这是未来几个基本的变量。而债务的风险会持续攀升，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

疫情过后，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王一鸣看来，变化表现为更低的增长、较高的通胀、较高的利率、更高的债务。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还是一个更低的增长，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疫情前人们担心长期经济的滞胀，实际上现在需求端遇到的冲击可能会带来长期的滞胀。“疫情前我们担心的是货币政策的执行，包括量化宽松、零利率、负利率，而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货币政策正常化，量化紧缩持续更长时间的高通胀，以前利率是零或者是负，大家都不愿意储蓄而是更多用来投资。”鲁里埃尔·罗比尼表示。

王一鸣认为，过去超量的量化宽松政策没有拉动通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特别是金融的全球化吸收了巨大的货币供应量。而现在，全球化在碎片化，通胀背后机理是这个因素在制约。这种变化对未来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更加高的债务，疫情后全球债务总额接近GDP的250%，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规模迅速扩张。

“世界的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不仅是发达国家还包括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都如此。”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表示，这种高债务包括总债务、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主权债务都处在历史高位，现在可能更加明显的是在高通胀时期。人们还在讨论现在的通胀是否会持续更长时间保持在较高位置，但实际上通胀和利率都比较高，在这样的环境下，债务可持续性会成为问题。在鲁里埃尔·罗比尼看来，现在的世界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从金融货币的角度来看有很多的风险，在社会政治、地缘政治、人口、技术、环境等等方面也面临不确定性，经济和非经济风险和以往相比大不相同。

“未来靠增长。”黄海洲表示，增长才是关键，增长一方面靠科技革命，还有很多国家需要做制度性的改革。在国际层面上，我们还是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IMF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问题最好的解释是靠增长，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科技能改变这种局面吗？王一鸣认为，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力资本投资下降，对经济的贡献明显下降。疫情后形成的缺口也制约了资本的扩张，再加上利率的提高。未来更多的是要看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提高。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有滞后。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对效率的影响能否对冲逆全球化带来的供应链碎片化、对冲地缘政治负面因素，这些都是未来不确定的。

张涛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的生产力会得到极大提升，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和成本。说起来很容易，机会和成本总是相伴相随。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机会很大。比如说，客户的效率会提高，而且金融服务的触及面也是前所未有的宽广。但与此同时还会面对网络安全问题，还有更加复杂的欺诈和其他行为等。

“大量科技的采用，未来可能会使得整个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承压。”张涛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央银行的官员来讲，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尤其是货币数字化，作为公众财政的“守门员”或者“保护者”，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来跟上形势和趋势。比如说，要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私营部门货币的数字化、各种新的金融服务、开放的金融服务等等。这些业务都是没有既定规则的，所以科技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区别于传统宏观经济挑战，央行必须要保持灵活性和谨慎性。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迈克尔·斯宾塞对于技术的发展持有积极态度。他说，“目前增长面临很多问题，有一些政策并没有发挥其当时设计的作用。数字经济以及一些能源转型的技术在持续发展，还有生命科学也在不停进步，这也是一些好消息。在过去这十年的末期，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去扭转生产力增长不足的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指出，科技界给我们提供非常强大的工具，这些工具经常是开源的，而且成本在逐渐下降。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拿起这些工具去使用，让它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增长，加快更加可持续的增长等。目前科技上的颠覆和数字技术的生成式AI的改进，有非常清晰的特征，比如可以直接跟它对话，不需要对它进行任何技术上的培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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